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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佛寺,古嘉興文化的中心

  嘉興古稱李、長水,據《左傳》杜預注:李在嘉興縣南;又據《至元嘉禾志》:長水在縣南六里。從地理位置上看,石佛寺與這兩個古老的地名相距不遠,而且石佛寺所在的鳳橋鎮有著以白墳墩、劉家墩等等史前文化遺址,可以說石佛寺就在古嘉興文化圈的中心地區。石佛寺是宗教和文化并重的寺院,在嘉興所有的寺院中,如以文化而論,當以石佛寺為第一。
 
  一個文化重地,有著包容而吸收各種文化元素的氣質。石佛寺一帶的宗教文化、名人文化、隱居文化、家族文化、遷徙文化是嘉興文化的縮影。舉例來說,譬如人口遷徙文化,以民國35年(1946)鳳橋鎮第三保為例,此保當時分為15甲,其中15個甲長中嘉興籍8人,上八府籍6人,鹽城籍1人,外來人口基本上居一半之多,綜觀其他保甲,大致情況比較相似,而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,就可以發現,原來這些移民多是在太平天國以后遷入鳳橋的,而在同一時期的嘉興也是這個情況,據光緒《嘉興縣志》記載:"自粵匪擾后,戶口流亡,田畝蕪穢,東南各鄉莊尤甚",于是,浙東地區大量勞動力進入這里開墾。因此,石佛寺一帶的遷徙文化不僅是一個孤立的現象,而是在當時的嘉興遷徙大背景下的縮影,而這種遷徙給石佛寺一帶所帶來的民俗、語言、技術等各方面的變化,也正可以直觀的反映近代嘉興文化各方面的變化。
正是這種包羅萬象,海納百川的氣魄,吸引了眾多的文人墨客前來,也讓石佛寺,乃至鳳橋名人輩出。從慢慢歷史的發展來看,每個朝代,都有石佛寺的影子。

最早記錄石佛寺的人
  現在能見到的石佛寺的最早記載是在宋朝,作者是蔣之奇和陳舜俞。這兩位都是宋朝重量級的人物,陳舜俞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健將,官不大而名甚著,他是歐陽修的門生,與司馬光、蘇東坡友善。而蔣之奇對于變法的態度讓人很難琢磨,他一方面部分推行王安石的政策,一方面據明·海瑞考證他又名列《元祐黨人碑》,他與歐陽修不睦,卻與蘇東坡、錢穆公、王仲至等合稱"元祐四友",可見他是一個比較有個性的人。

  陳舜俞(?-1075),字令舉,關于他的籍貫,《宋史》說是"湖州烏程人",《至元嘉禾志》說是"嘉興人",后來,湖州人董斯張《吳興備志》考證說他是"湖州烏程人",但嘉興人沈季友《檇李詩系》還是說他是"嘉興人",紛紜聚訟,以至成為千年公案。他是慶歷六年(1046)進士,他的仕途并不亨通,到了熙寧三年(1070),他只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,當時正值王安石變法,陳舜俞大力抵制青苗法,于是被貶官。他本來是王安石的朋友,因為這件事,兩人遂不相往來了。陳舜俞曾經隱居嘉興白牛涇,時乘白牛往來,號"白牛居士"。他去世后,蘇東坡為文祭之,稱他"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"。他的著作《廬山記》、《都官集》為《四庫全書》收入。
陳舜俞的《保圣院》是現存最早描述石佛寺的詩歌,詩云:門深鎖蒼苔,地靈育嘉樹。寂然煙云宅,不接市朝路,茍能灰心居,即是古樂處。

  蔣之奇(1031-1104),字穎叔,常州宜興(今屬江蘇)人。仁宗嘉佑二年(1057)進士,官至知樞密院事。因為蔣之奇曾彈劾過歐陽修,所以為清議所不容,但他很有才干,《宋史》說他"為部使者十二任,六典會府,以治辦稱,且孜孜以人物為已任",《宋史》的作者最終給他戴了一頂"小人之魁杰者"的帽子,實際上是有失偏頗的,魁杰固是,小人則未必然,《四庫提要》說蔣之奇之彈劾歐陽修:雖然有點過了,但是看他的立朝始末,還是非常剛正自守的,不能不稱他為名臣。這確實是很中肯的評價。

  蔣之奇著作甚富,有關石佛寺最早的記載就見于他的《日錄》,書中說:寶圣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,唐至德二年于寺基掘石佛四軀,至今見存,天圣中賜名寶圣,人但呼"石佛寺"。
  盡管這個記載只有短短幾十字,但出自大宋宰相之手,至少能給我們一種信息,即石佛寺北宋時期已經很有知名度了。而在此以后,凡有關石佛寺得名淵源的記述,都會祖述或引用蔣之奇的這一段話。
  陳舜俞與蔣之奇是同時代的人,但兩人提到石佛寺時,一作"保圣",一作"寶圣",未知孰是?然考"寶圣"兩字只一見,究屬孤證,但《至元嘉禾志》于石佛寺都作"保圣院",恐當以后者為是。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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